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重要历史节点，高度重视并适时开展对全党的纪律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保证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建党之初就高度重视

建党伊始，纪律就被视为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使用纪律的概念，但是包含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的相关内容。

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专设“纪律”一章，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有纪律的。

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纪律”的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大党章，第一次载入“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规定选举产生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

这些关于纪律的规定成为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成为党的中心工作。

红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一贯重视纪律教育。当时，抓军纪就是抓党纪。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过程中，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不久，针对部队攻克县城后侵占小商贩利益等问题，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

不到一年后，通过完善发展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5年，这些纪律条文被改编成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我党我军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

1947年10月，毛泽东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条文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在纪律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以事例强化观念

延安时期主要是抓住3个事件进行全党范围的纪律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

一是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四个服从”教育。张国焘长征途中自恃军事力量强大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到达陕北后仍不思悔改，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叛党而去。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行径和吸取的教训，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四个服从”的原则，后正式载入七大党章，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一直沿用至今。

二是通过黄克功事件进行严明纪法教育。黄克功16岁就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他因逼婚不成，激愤之下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当时在延安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杀了黄克功，杀人必须偿命；一种是赦免黄克功，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毛泽东在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黄克功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要求“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在边区引起极大震撼，共产党不仅以纪法严明取信于民，而且以在纪法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党。

三是针对处分刘力功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先在抗大学习，后去中央党校培训，毕业后不服从组织安排。党组织曾7次找他谈话，但他仍拒绝执行让他去基层工作的决定。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围绕这个问题，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